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想要长期执政的政党，总会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和青年组织。在群团改革的大背景下，2016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中办发[2016]47号）。此方案先后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会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政治规格如此之高，凸显出执政党对于共青团改革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正如文件所指出的，“推进共青团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部分”。所有这一切的立足点，在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共青团“特殊的政治关系”。进而言之，党希望能够通过建设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坚强有力的共青团，从而赢得广大青年，赢得未来。
聚拢青年的多寡决定着对政党的价值大小
中国共产党最初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如此巨大的社会革命，仅靠政党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对“一盘散沙”“乌合之众”式的中国社会，除了将自身组织渗透于基层民间之外，着手组建、壮大青年团、工会及妇女组织等，从多角度、多层面聚拢群众、组织群众，成为重要的政治战略。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是作为党的辅翼而诞生的，主要在青年群体中传播党的意志、主张，为党凝聚后备力量。1920年，陈独秀在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就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共青团在革命年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这一革命团体能够在党的统一部署下，有效发起学生运动、青年运动，造成群众运动的浩大声势；能够发动青年工农、青年学生参军参战，成为革命军队的重要兵源之一。共青团在建设年代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在这一群众团体的动员带领下，各行各业的广大青年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和突击队，并在此过程中被塑造成一代新人，以至当时的西方记者也惊呼：“共产主义已经在中国青年中找到了最大的力量”。当代共青团的价值在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在中国政治体系中，执政党与其青年组织是理念相扣、行动相应的政治关系，即“党有号召，团有行动”。作为助手，党在青年工作领域需要什么，共青团就应该能够提供什么。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后曾谈到，党好比砌墙的建筑师，团好比打下手的小工。党向后一伸手，团要马上明白需要的是什么，砖还是灰，或者别的什么工具，并能马上递过去。这就是共青团的功能定位与政治价值所在。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青年的战略地位，其意义不仅在未来，也在当下。正因为如此，党才倡导、推动成立共青团，发展、壮大共青团，寄厚望于共青团。如果共青团脱离了广大青年群众，只与精英人士打交道，或孤立为若干团的干部的集合体，就违背了建团的初衷，整个团组织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价值。
只有服务青年利益才能为党赢得青年的信仰
中国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僵化的计划经济被多姿多彩的市场经济所取代，“大一统”单位制让位于灵活多样的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公共服务单一的政府供给融汇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之中，排浪式消费式微而个性化“定制”勃兴，青少年的成长发展获得了多重选择和机会。一个多元化、个性化的时代到来了。在此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多元化成为必然趋势。固然，一个处处求百分之百共识的社会，肯定令人窒息。同样，一个无限多元，没有底线共识的社会，必然沦为一盘散沙。那么，当代中国如何实现一元主导、多元并存的理性局面，如何帮助80后、90后乃至00后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呢？
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922年团一大纲领明确指出，“革命的精神”的养成是建立在“为改良生活状况、为利益奋斗”的基础上的。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总书记任弼时认为，“领导群众为其利益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而奋斗的团体而取得其信仰。”革命年代的共青团工作有这样一条基本规律：起于利益，收于信仰；起于社会，收于政治。
在利益格局深度变化、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青年自主意识和个性化需求明显增加的社会背景下，广大青少年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政治思想教育不可能再回到“填鸭式”灌输。“网络一代”并不像计划经济单位体制下的青少年，在那样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氛围中自然而然接受主流价值观，这些思想视野更加开阔、权利意识更为强烈的网络原著民们对社会运作和政治现象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和理性质疑。多元化时代的青少年接受执政党所推行的价值理念（尽管这些理念是顺应时代和国情的）的逻辑是什么？研究认为，就如同革命年代广大青年通过斗争实践和考验选择中国共产党一样，当代青年需要通过社会体验来获取对执政党的思想理念主张、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的。换句话说，作为社会个体，青少年在通过自身实践选择的价值归依，远比外力灌输要更持久、更牢固。如此，从服务青年成长发展、维护和实现青少年利益入手，在服务中实现思想引导，也就成了共青团正本清源的基本逻辑。
变革工作运作模式才能有效服务青年
一提起改革，世人所关注的往往是领导职数的配置、机构部门的调整、工作人员的去留。不可否认，组织创新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其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引导青年。也就是说，当前共青团改革最核心的主题，就是要密切共青团与青年群众的联系。破除“行政化、机关化、贵族化、娱乐化”的目的，也在于此。所以，共青团作为群众组织的运作模式，应该回归群团自身的逻辑。我们知道，教师有教师的工作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更多的是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在学生中答疑释惑；警察有警察的工作方式，可以在办公室办理证照、研究案情，更多是在街区里服务百姓、在人海中破案追逃。群团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可以在办公室分析材料、研究对策，更多应该是走出高楼大院，走进基层群众。
共青团要实现密切联系青年这一重要目的，显然不能完全依托行政体系对青年发号施令，不能完全依赖于于文件会议、统计报表。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就讲过，共青团各级负责同志要深入到青年群众中去，要广泛、直接地联系青年群众，要亲自了解不同阶层青年的思想感情。不要成天舒舒服服在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想青年”，不要在办公室透过玻璃“看青年”，也不能只满足在下边送来的报告、材料中“找青年”。团的干部要亲自到青年中去，听取青年的呼声，感受第一手材料。要找那些学习、工作成绩优异的青年座谈，更要找那些有困难、上不起学、找不到工作，甚至吃不饱、穿不暖的青年座谈，到工厂、到农村、到学校、到街道、到机关去和青年直接交朋友。在重庆的群团改革试点中，重庆妇联实行村社联系点制度。按照制度设计，全市市区两级妇联干部今后“稳坐机关”将被视为考核不合格。
目前正在推进的共青团改革，是党领导下的改革，涉及诸多体制机制，包括代表大会和委员会制度、领导体制、机关职能机构和运行方式、干部的选拔使用和管理、工作活动内容和基层组织建设等。深化这些改革，首先要澄清认识，摆正心态，共青团干部不是行政领导，而是青年工作者，要做青年的朋友。共青团是干事业的地方，而不是别人眼中“出干部”的地方。换言之，只有较为彻底地破除“官本位”意识和等级观念，共青团的各项改革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建立起团青相融的工作模式和长效机制。
在密切联系青年中探索政治组织转型之路
201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重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这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既是面向全党的，也是面向所有群团组织的。因为群团组织本身就是党领导的群众组织，更没有任何理由脱离群众。
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在众多群团中政治属性最强，甚至可以说与政党一样，具有利益表达和整合功能、政府和个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精英培训功能等等。而且，中国共青团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最为密切，“党的基本任务就是团的基本任务”，党的重大战略就是团的历史使命。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需要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中华儿女的积极性。现代社会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体之间一改农业经济背景的封闭状态，也不是工业经济环境下批量生产——排浪消费关系，而是构建出虚实相生的社会组织网络与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整合的工作量和难度都在增大。执政党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全体社会成员实现整合，共青团同样要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对全体青年进行整合，一个是全局，一个是局部，却有很强的相似性。
自1978年中国社会转型至今，移动互联已经与青少年形影不离，利益对信仰的剥蚀依然持续，青少年价值多元化趋势加强，青年社会组织蓬勃而起，共青团传统工作空间面临空前压力和挑战。组织青年遭遇青年原子化和自组织化的双重逆袭，引导青年遭遇青少年政治意识弱化的严酷冲击，服务青年受限于资源不足，维护权益受限于力量不强。共青团自身备受“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袭扰，基层组织涣散，团员意识淡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如何走出政治组织在利益时代的功能困境，重构团与青年的密切关系，不借助国家行政体系而依靠团组织基层骨干，通过构建枢纽型组织形态去整合青年，正是共青团改革的前瞻性价值。如果说共青团的改革能对党组织有所启发和帮助，其意义大抵也在于此。